修辞与审美的历史汇通与新开拓

发稿时间:2019-10-23 10:25:51 来源:匿名

一,修辞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总的来说,历史,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年代还是传记,都需要简单、简洁、客观的描述和措辞。然而,人文史略有不同,因为人文史必须首先在特定科学观的指导下确立描述的对象和范围,然后对所选对象进行历时考察和科学评价。可以说,社会史从“历史”的开始到结束一直是一致的,而人文历史则是“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有两条平行的轨迹。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在《修辞学发源》的《修辞现象的变化与统一》中对修辞格的演变进行了历史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弟子和重传弟子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学史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了“历史与理论相结合,从历史中讨论”的历史方法,而《中国修辞格美学史》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秀应用。

(1)深化理论解释和创新。研究修辞学史,不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还要有正确的修辞学观。自然,要研究修辞学史,必须明确界定修辞学的内涵和外延,否则,搜集史料是不可能的。以往的修辞学史往往缺乏理论解释。有些直接描述了某一修辞现象的历史,如钱钟书的《覃逸录》和《关哲辨》中一些修辞格的演变轮廓。一些人简要介绍了修辞现象的鲜明特征,然后进行历时性描述,如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学史》。即使是宗廷虎和李金玲专门写一个修辞格的专著《中国集体句史》,也只有30多万字,只有2000字来解释集体句本身的性质和范围。然而,“中国修辞格美学史”却不是这样。这本书有226万字,其中近四分之一是理论解释和评价。首先,《导言》用了4万多个词来分析修辞的定义、特征、形成基础、审美机制和文化动因。其次,每种修辞都用2万到3万个词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讨论。11修辞学史只研究了近30万字的修辞学本体,比一般修辞学著作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还要多,甚至比专门的修辞学研究著作如谭永祥的《新修辞学格律》、《60修辞学精品店》、《中国修辞学美学》还要多。第三,特定时期特定修辞的特殊表达往往从审美功能和社会文化动机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根据界定的修辞对修辞现象进行科学评价。加上11个修辞格的“结语”,这本书有超过50万字的理论和评论。我们不使用词语作为评价标准,但大量关于修辞本体论和修辞得失评价的研究至少表明,理论解释深入细致,现象评论充分到位,这在过去的史书中是罕见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修辞演变的解读和评论不仅继承了陈望道的修辞思想,而且对其进行了提炼和深化。例如,对仗,陈望道在《修辞学发源于范》中指出:“对仗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但魏晋以后,竞争仍然很微妙,人们常常认为语言必须正确,这就成了措词的桎梏。因此,唐朝曾有过激烈的反对,五四前后也曾有过激烈的反对。”在这方面,《中国修辞学美学史》使用了22.5万字进行历时描述和动态阐释。特别是对汉魏时期偏爱形式美和“不可避免地削足适履”的审美倾向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追溯。可以说,这种以修辞学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评论和分析正是“历史理论”的精确而详细的体现。

(2)历史事实描述的充实性和层次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料熟悉。从《诗经》、《尚书》、《历史散文》、《百家》、《诗》、《歌》、《戏》、《小说》,从汉唐到明清,到包括网络写作在内的各种文体,修辞格的所有使用案例都是作者自己整理的,很少参考二手资料。二是选择优秀的材料。对于同一时代、同一文体、同一修辞的无数个人来说,这本书的选择是典型而广泛的。以回文修辞在唐宋诗词中的应用为例,笔者从三个层面选取实例:一是文体层面,从五个独特性、七个独特性、五个规则性和七个规则性四个方面展开。二是内容层次,分为单回文、歌唱回文和四季回文,每种风格都有。第三是作者层面,从每个内容层面选择三到五位作者的诗歌。例如,在“七律回文”中的“单回文”中,选择了唐代徐夤和宋代茹志翁、汪元量最具代表性的诗歌。第三,详细描述。前述《中国修辞学史》(History of Chinese修辞学)用150万字全面描述了中国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语音修辞学史、词汇修辞学史、句法修辞学史、修辞变迁史和篇章结构修辞学史。然而,《中国修辞学的美学史》只描述了11个修辞格(比《中国修辞学史》少一个),226万字!这足以表明这本书在追溯历史记录、描述历史事实和分析历史资料方面非常细致。以“回文修辞美学发展史”的“现当代”时期为例,首先对当代回文诗、回文词、图形回文韵、回文歌、回文赋、回文对联、回文文本在政治语篇、新闻、广告等体裁中的审美特征进行宏观概括,然后用近6万个词分别详细描述这些体裁中回文审美现象的传承与发展、类型与变异。通过对大量回文文本的比较和归纳,作者详细描述了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不同特点。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修辞学美学史》不仅描述了修辞美学历史事实的“过去”,而且根据历史进行逻辑演绎,以“观察”,真正体现了历史管理的最终目标。该书不仅在《导言》中揭示了修辞美学与文化和文体发展的关系,进而预见了“修辞美学的创造”将如何走向未来和世界,而且在具体修辞的描述中对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这是修辞运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例证。

二、修辞美学的新视野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望道就在《文章之美》和《美学导论》中指出了修辞与美学的共生互动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了《修辞学》中修辞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结构特征,即“修辞只是修辞的几个重要模式”;一是审美特征,即修辞是“更有吸引力”的修辞。可以说,这是学术界最公认的理解。然而,一些已发表的修辞史大多集中于修辞格的结构演变,很少进行美学观察。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修辞格美学史》弥补了这一不足。它首次对修辞格与美学的关系作出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解释。尤其是首次从美学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修辞格的历史演变,开辟了修辞学与美学史融合的新领域。

首先,该书继承了陈望道的修辞观。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修辞:一种展现审美魅力的话语模式”。然后详细阐述了修辞的两大特征:具体表现:具体性、体验性和情感性。特定的结构模式:使用特定的技术来形成自己的结构模式。

其次,该书继承了陈望道的美学理论。修辞美学观始终以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为基础,该书将美分为六类。修辞审美形成机制的分析也是基于陈望道《修辞学的起源》中的三个核心命题:“修辞可以运用语言和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以顺应主题和语境为第一意义”、“修辞应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当然,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和完善了陈望道的修辞和美学。陈望道在《美学与修辞学导论》中对学科间的交流、相互阐释和互补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修辞格的美学属性和有效性,为后世修辞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导和发展途径。另一方面,宗廷虎和陈光磊的《中国修辞格美学史》沿着这条道路将陈望道对修辞格审美属性的理解转化为修辞格审美体系,特别是拓展了修辞格审美进化体系,这是对中国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的杰出贡献。该书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论述了修辞格形成的美学基础,用3万多字解释了“修辞格的美学观”、“修辞格的审美趋势与汉语的演变”、“汉语修辞格的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修辞格美的创造与汉语走向世界的趋势”。最后11个修辞格的理论部分是严格按照定义、特征、生成基础和审美功能的框架构建的。特定修辞格的演变描写以结构为核心,美学为主线。

诚然,从美学角度对修辞及其演变的系统观察不仅填补了修辞学史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触及了修辞学的本质,尤其体现了修辞学发展与中华民族审美追求演变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

第三,文化语境的新解读

《中国修辞学美学史》不仅可以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细致地描述修辞学的历史事实,进而预测、引导和促进修辞学的未来发展,而且可以“以微妙的方式解释”,对修辞学发展的逻辑动因和社会文化动因进行深入的阐释。在每章的“引言”和“导言”中,作者对修辞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精确的阐述,揭示了修辞的哲学、心理学、美学和语言学基础,阐明了修辞发展与社会、文化、风格等的互文关系。

这本书强调了汉字在修辞格生成中的主要作用。虽然所描述的修辞格也大多存在于其他语言中,但双关语、排比、回文、对仗、复合词和乐进与汉语的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汉语比世界上其他语言中类似的修辞格更独特、更精彩。例如,双关语是建立在汉语同音多义的基础上的。李商隐的天涯“缇萦像眼泪,最高的花是湿的”是“哭”和“哭”一词多义的共现。刘禹锡的支竹词“东升西降,道路阳光明媚”与“情感”的“情”和“阳光明媚”的同音异义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对仗、排比和金磊是汉语中对应的音长音节节奏,音色元音押韵再现节奏,音高音调是对立节奏的具体体现,“两只黄鹂唱翠柳,一行白鹭升天”(杜甫)、“五眼鸡岐山唱凤凰、双头蛇南阳卧龙、三条腿猫渭水飞熊”(张杨浩), “枯藤老树昏暗乌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是这三种节奏的典型代表——整齐的音节,押韵,均衡均衡。 回文是汉语单音节词缀、非词法和重词序并存以及汉字单音节和多义兼容的结果。当然,形式相同的重复修辞,如“君主、大臣、大臣、父亲、儿子、儿子、儿子”、“道可以是道,而不是道”和“骑自行车的人牵手”也是基于上述中国特色。

修辞学史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修辞学关系的历史。这本书的特别部分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修辞学的审美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第三卷第五章《引文修辞学的美学发展史》为例,先秦时期的引文与祖先圣贤崇拜、学术争鸣和君主游说有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引文与宫廷偏好、文学氛围和文体发展有关;隋唐宋时期的引用与儒、释、道、禅哲学和原创精神的融合有关;元明清时期的引用与封建社会的衰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兴起有关;这一章的阅读,不仅可以阐明被引修辞格的审美演变,还可以透视历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对弘扬传统文化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修辞格美学史》不仅是修辞格、美学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修辞理论,也是一部具有修辞观、美学观和历史观的修辞史。本体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历史管理方法不仅对未来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中国修辞学美学史》为修辞学史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可以想象,如果话语之外的其他修辞格,以及其他修辞方法,如发音、词汇、语法、文本等。可以进行历时性的审美和文化透视,这必将对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和中国文化的展示产生重要影响。(高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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